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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:有人打算出去 他们选择回来

2017-01-11 16:32 来源: 中国青年报 作者: 中国青年报

导读

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,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,迎回一人,现在八成人会回来。

有人问他们:“人家都往外跑,你们都往回跑干嘛?”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,却心存悔意。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,而是回国迟了。

2013年4月24日,欧美同学会在北京举行“邓小平时代与未来三十年”论坛,《邓小平时代》作者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(Dr.Ezra Feivel Vogel)演讲并座谈。视觉中国供图

2013年4月24日,欧美同学会在北京举行“邓小平时代与未来三十年”论坛,《邓小平时代》作者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(Dr.Ezra Feivel Vogel)演讲并座谈。视觉中国供图

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——很多年前,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,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“不归之路”,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,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,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,加入了美国国籍,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。一个典型的“美国梦”的故事。

但在2015年3月,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:赵海平辞掉工作,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,重新寻找机会。

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。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,他的到来“大家都没想到”。

赵海平是脸书(Facebook)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,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。

但是现在,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。他注意到,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,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。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。

“我意识到了,很多人已经回去了,国内的机会太多。”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起初,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,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。在杭州,他租下房子,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,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,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。

“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,”他说,“你没法想到——哦天啊,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!”

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,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,附上一段告别语。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,要继续“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”。

洄游

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,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。从东到西,从西到东。在2015年,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“鱼”。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,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。

本世纪以来,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。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,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。而在2015年,两类人分别达到52.37万和40.91万。

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,派出留学生,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,“要成千成万地派,不是只派十个八个”。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,到2015年年底,累计有404.21万人。

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。逆差最大的一年,每送出7人留学,才会迎回1名海归。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。

20年前,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,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。与大多数人一样,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。

如今,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。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,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,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,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。

李才伟记得,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,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。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。

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,但放弃了。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。

很多海归都后悔了,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,而是回国迟了。

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,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(Google)。他说,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,已有20多人回国。大部分在BAT(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、阿里巴巴、腾讯的简称),少数自己创业。

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,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,没人讨论回国。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,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。再后来,逐渐有人进了BAT,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。

而他本人,自2010年开始,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。

几年前,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。如今,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。

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,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。

2014年3月29日,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。视觉中国供图

2014年3月29日,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。视觉中国供图

回国不再“毅然”

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,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。

2002年,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,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.94∶1。

此后,差距不断缩小。2010年,2.11∶1;2015年,1.28∶1。

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。到2015年年底,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,回国的占了八成。

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,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“人口红利”,未来30年,要靠“人才红利”。

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(LinkedIn)的服务器,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。

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,2010年至今,35岁~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,从只占海归的6.15%,升到了12%。

在2014年,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,3年后,是华为、百度、腾讯这类中国企业。

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,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,企业大量裁员,很多华人岌岌可危。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“人才抄底”。有人“被迫”考虑了中国企业。

“现在不是抄底了。现在不是被动,是一个趋势。” 王欢说。

过去很长一个时期,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,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“毅然回国”。

但王欢发现,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、更开放、更理性,不再“毅然”。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,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“玻璃天花板”。

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,手握26份工作邀约,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、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。

“真的是有梦想的。”

兜售梦想

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。

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“坎儿”,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。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、“黑色星期五”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。

“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。”

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——“我钱挣得已足够多”;“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”。

在硅谷,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。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,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。

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:“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。”

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,他们相当于“PayPal+Visa+富国银行+嘉信理财+AIG+FICO+Lending Club”。

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,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。如今,令程立“很羞愧”的一件事是,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。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。7年后,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。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。

“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。”他感慨。

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,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。3年后,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“大圣归来”的即时通讯群,寓意是神话里“西天取经”的孙悟空。

“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。”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。“绝对是大势,大势往哪个方向走,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。”

她认为,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,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,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,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。

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。前些年,把人从北京、上海“搬”到二线城市杭州,现在是从硅谷、西雅图“搬人”。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,“像篦子一样”筛过国外大企业,寻找可以“松松土”挖过来的人选。

被他们跨海“搬”回的人才,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。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,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,住着大房子,生活非常安逸,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,很多人入了美籍,看上去什么都不缺。

但是,她负责向这些人“兜售梦想”。

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

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

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。

2014年,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,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,结果收益明显提升。

“你做的算法,真的影响到几亿人,想想还是蛮激动的,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。”他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。

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、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。2015年,他辞去终身教职,与学术界告别。

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,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。文质彬彬的金榕说,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,更没有想到,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。5年多以前,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
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。最终,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。“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。”“不留退路。”

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。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,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。一年多后,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“现在在杭州的话,也能接受。在我刚加入的时候,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他招募了一些学生、朋友,对每个人强调:“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(job choice),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(life choice)。”

“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。”他说。

在更大的层面上,他分析,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,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,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。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“衰落”有关。

回国与否,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“国家”这个词。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。

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(资料图片)

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(资料图片)

逾一个半世纪以前,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。他入了美籍,但影响了近代中国:他带出更多留学生,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。

他的理想是,“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。

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,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《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》:“为了选择真理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国家民族,我们应当回去;为了为人民服务,我们应当回去……”

那是1950年2月,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。他引用中国古语说:“梁园虽好,非久居之乡。”

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、邓稼先在内,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、极度虚弱的中国。

多年后人们发现,中国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,有21位海归。

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“国家”交织在一起。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。

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,到北京读大学。两个月后,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,轰动一时,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。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: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,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。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:“越过长城,走向世界。”

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,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,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,并迎来经济的腾飞。

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、微波炉、摄像机,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。

这些很快成了历史。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,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。

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。他像个外星人,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,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。

出国时,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;归来,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。“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。”赵海平说。

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。“这个城市比(旧金山)湾区小很多,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。”

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“封闭的世界”。他乘坐中国高铁后,这种感受尤为强烈。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。但在1989年,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,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“不错的地方”,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。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。

中国很多城市,从地摊买一包零食、在菜场买一棵白菜,都可手机支付。这让赵海平感慨,“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”。

在李才伟看来,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,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。

“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。”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,“我现在是美国国籍,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没有在这里工作过,总是很遗憾。”

生命在于折腾

不止一次,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。

“中国在全速发展,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;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。”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。

几年前,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,卖掉房产,举家回国。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,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,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。

很多人劝他回美国。他一次次解释: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,未考虑任何退路。

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,他只考虑了一天。后来他解释,回国前,“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,总是怅然若失。我缺什么?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,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,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!”

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:“中国需要海归,海归更需要中国。”

方恩(天津)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,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们先是有一个“美国梦”,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。现在,“中国梦”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: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,一个没有“玻璃天花板”的上升机会,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%发挥出来的机会。

大约20年前,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:“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,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,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。”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,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。“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。”

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“玻璃天花板”。“不管怎么样,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。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。虽然大家都不说,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。”

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,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。

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,朝九晚五。“早一分钟上班、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。”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,结果到了下班时间,立即关了电脑。

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,他立即飞回美国,辞职、卖房、卖车,告别那种安逸的、“不咸不淡”的生活。

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“螺丝钉”之感。“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。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——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。”

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,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。在另一个问题上,他已用脚投票:回国。

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。太太支持他,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。他只能在杭州独居,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。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。

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。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。

他认为,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,国内有更好的位置,可以做更大的事情。“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,方向是认的。”

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,“人家都往外跑,你们都往回跑干嘛?”

“生命在于折腾。”在他的离职信中,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“中国老话”。

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“梁园虽好,非久居之乡”,它简单、粗暴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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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冲刺的速度长跑

回国后,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“离职证明”才能入职。他不知怎么做,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,写清离职时间,算作“证明”。

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,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。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,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。

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: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、办事效率高了。街头随地吐痰、插队、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。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。

由于到处都是工地,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。

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,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。薛晖招过一名海归,带着3个孩子回国,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。还有人待了一个月,来去匆匆。

金榕从“一开始”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。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,上线一个产品后,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,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。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,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。

“他们叫做小步快跑。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。”

俞本权对记者形容,国内是“以冲刺的速度长跑”。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,一拍脑袋,明后天就要上线,连夜开始软件“攻关”。虽能快速上线,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。每一天,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。

到来之初,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:这里是一片“蛮荒之地”,可以施展拳脚,显示出自己的价值。他后来也转告别人:“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,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。”

“想来折腾折腾的,你就来折腾,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。”

某种程度来说,洄游者造成了“鲶鱼效应”。

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,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,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,颠覆了原方案。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人意见不合,走了。

他被提醒过:“漆远,要挺住,听说你要完蛋了。”

作为首席技术官,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。“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。”程立说,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。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。

漆远也困惑,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,是不是要圆滑一些,“中国特色一些”。

程立对记者说:“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。非常直率,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”

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

从地理上来说,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他们仍处在“硅谷”的包围中。

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,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、小区、超市、中餐馆。在北京,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“硅谷”的位置。

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,谷歌所在的山景城(Mountain View)被华人叫做“望山屯”,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(Sunnyvale)叫“阳谷县”。当他们回到中国,又是遍地“硅谷”。

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,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。

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,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、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。 “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,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。”

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,邓锋对年轻人说,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,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。“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,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”

金榕则强调“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”。

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,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。 “什么是最好的工作?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,那就是。”

不过,他注意到,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,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。跟随,而不是领导。

赵海平也说,国人习惯了“看美国在做什么”,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,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,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。“中国需要好好思考,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。”

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,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,其实走出硅谷发现,技术差距没那么大。

很多年前,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,美国“人人争当经济人”,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。

今天,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。

赵海平说,不管华尔街、硅谷还是中国,大家对于“赚钱”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。区别在于,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如脸书创办人马克·扎克伯格所言,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,在创造价值的同时,“钱是我的奖赏”。

“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,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。”赵海平说,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。“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。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,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。”

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,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“沉淀”下来。

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。但在一个问题上,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: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。

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,施一公总是回答:空气污染。

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。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,“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”。

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。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:他痛恨空气污染,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。因为,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。

文/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张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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